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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老城墙的消失

2010年07月05日

  中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中,都有一道独特的风景——城墙。可以说,城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,它最基本的功能是保护城内居民,防御敌人侵犯。中国古代就有“筑城以卫君,造郭以守民”之说,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,可以说是城墙之最。

  天津也曾有城墙。早在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,就采纳过“高筑墙”的建议。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,1404年,即明永乐二年,天津开始设卫筑城。最初只是夯土做墙,至1491年(弘治四年)才加砖石包砌,城墙高2.4丈,城基宽3.2丈,上宽1.9丈。因城东西宽,南北窄,俗称“算盘城”。城设四门,东门名“镇海”,南门名“归极”,西门名“卫安”,北门名“带河”。其间又于城中心修建了钟鼓楼,民间则习惯称之为鼓楼。近500年来,经多次重修,形成了坚固的防卫城池。

  1840年的鸦片战争,开启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门,60年后的1900年,在经过一次次对中国的入侵掠夺之后,以义和团事件为借口,八国联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奥、俄、日、美)又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入侵行动。先是入京的咽喉水道大沽口被攻破(这是1858年到1860年,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老路线),继而护卫京师的天津失守,侵略军随即北上,目标是大清国都北京。慈禧等弃城西逃,还美其名为“西巡”。

  7月14日天津失陷,鬼子兵烧杀劫掠,无恶不作,仅从官府、商号就掠去现银一千万两以上,城市几成一片废墟,官民损失巨大。联军为维持统治,恢复社会秩序,各国指挥官经过多番协商,达成妥协,即由当时出兵最多的俄、英、日三国各派一名军官为临时政府委员,权力同等。他们是:曾任俄国驻华使馆陆军参赞的沃加克上校,在山东威海充任过教官的英国军人鲍尔上校,日本军部的“中国通”青木大佐,他们对中国都有较多的了解。7月30日临时政府成立,最初称“总督衙门”,半个月后改称“都统衙门”,这是效仿清政府“督统”为军职,官署称“都统衙门”,即具有“军政府”性质的改动。同年11月,又增加了法、德、美三国军官,成为6人的委员会。

  在11月26日都统衙门第74次会议上,占领军做出了拆除天津城墙的决定,称“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,本委员会决定报告联军各国司令官,请求下令拆除天津城墙。并请瓦德西伯爵阁下在以后中国与列强进行协商谈判时,加入下令今后永不再修建城墙的条款。”这里,显然“军事目的”是最为主要的。因为正是天津的城墙和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武卫军奋力抵抗,使攻城的八国联军死伤惨重。而拆除城墙不仅是解除了天津的军事防卫设施,更是给中国人在心理上制造一个永久的伤疤。这一决定获得各侵略军军官的一致赞同。

 根据督统衙门下属公共工程局的方案,12月31日先由西侧城墙入手,试拆20米,以弄清墙体结构,并估算工程成本。最后得出:“政府支付现金10000元和大米10000袋作为拆除城墙的费用。拆墙所得整砖归承包商,碎砖及其他物料和地皮归临时政府所有。”涉及民房的则给予一定补偿。随后由都统衙门通晓汉文的秘书丁家立(今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学堂首任校长)拟定告谕,向津城百姓公布。

  拆城工程由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分别承包。中国商人名叫曹剑秋,有资料说此人曾是北洋水师学堂轮机机械专业学生,由于通晓外语,为公共工程局充当翻译;另一说他曾受雇于联军承包搬运交战中亡故的尸体。总之,是曹某人凭借其外语能力和与联军的关系,承包了部分拆除城墙的工程,但并非职业的包工头。自然,曹也借此充实了自己的腰包。

  近年在和平区,即旧英、法租界地段,已多次发现旧城砖,表明当年拆下的整砖,确有部分在房屋建设中得到了再利用。

  事物都具有两重性。在占领军刺刀下强制拆除了城墙之后,随即形成了以旧城墙为基址的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条相互贯通的马路,也就是1906年天津第一条公共交通、俗称“围城转”的白牌电车的路线,从而方便了交通,也为尔后城市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。

  更为意想不到的是,天津城墙被拆除一事,竟然为日后一些城市所效仿,变成自觉的拆城行动。汉口、上海、长沙、广州等地的城墙,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一被推倒。新中国成立后,首都北京的城墙在争议中也消失了。

  如今,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城墙已很难再承担军事防御任务了。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城墙,已变为文物和旅游景点,成了人们消遣、怀古的去处。在天津,城墙已消失近110年,但“东门里”、“南门外”……这类地理概念,却在人们生活中永存。这就是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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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天津老城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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